老屋，一本读不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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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从指尖一天又一天的滑走，轨迹明明就在眼前，却怎么也无法进入早已预设好的位子，亦无法让自己沿着预定的轨迹前行。

心，莫名地不停地东张西望，前后顾盼。

思绪如野外的茅草般蓬蓬勃勃地零乱，是那种从未有过的莫名的荒凉感。

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把明媚的日子过成这般可笑这般荒芜。

回头，聆听来路的声音：阳光、雨露、星星和月亮的交叠声一直都在低吟。

细看，那条通往老屋的坎坎坷坷的老石头路，早已蔓延成一条宽敞的泛着白光的水泥路。童年的记忆随着青石路的消失，斑斑驳驳得无处寻觅，快乐便缺少了一个踏实的附着地。

倚靠在老屋的大门边，早已干枯却奇怪地长满绿苔的天井，正空洞地望着张满蛛网的黑色屋檐。我沉沉的记忆在蛛网的蔓延中，拖着萧瑟的步子到了老屋的大厅。

一团冬天里的篝火，在记忆中燃起，蔓延到那一个又一个雪天的夜里。围着篝火错落的是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板凳，上面坐着的是我同一大门里住着的左邻右舍。总有二十几个吧。

那时，大门里住着八户人家，每家人口都不少于八个，我家最多，足足十三个。房子不够住，把厨房和餐厅都挪到公共场所——大厅里摆一张大圆桌，大厅后头的小厅里砌一个大锅台，锅台上有两口大锅。把公共场地占得只剩下一个过道，大家伙勉强能挑着柴火走过。可是没有一个人对我的家人抱怨过一句。

无论谁家需要帮忙，不用招呼大家早早地就自动来了，相处得跟一家人般的和睦温馨。

记得那时，没有一户人家锁过房门，甚至连虚掩都没有，总是将房门大大地敞开，给我们这些爱玩的孩子提供了很多的方便。躲迷藏时，往往大半天也找不到一个藏起的同伴。因为不知在哪家，也因为哪家的房间都是黑不溜秋的。

母亲是从有钱人家嫁到父亲家的。陪嫁时带了不少的贵重物品，母亲从来没有藏过，总是随意地放在房间的桌子上，我家的房门同别人家一样，从未上过锁。那时的我可饱了眼福——常常能看见那些大大小小的银元，甚至母亲的金钗，可是从没有听母亲说丢失过什么。

那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几乎没有听到过叹息声。大家总是那么快乐，连上山砍柴摘茶叶，下地种田菜猪草采兔子草都是快乐的。

一到冬天，大门里的奶奶妈妈们就聚在一起，不是剪鞋样、纳鞋底、做布鞋，就是缝制过冬穿的夹袄和棉衣棉裤。母亲念过一些书，心灵手巧加勤快，所有鞋样几乎都是从她的剪刀下诞生的，而夹袄的样式则一律出自我奶奶的手。

父亲，在这个季节总是最忙的，忙着给嫁女娶亲的人家当“书记”（写对联，记账，安排酒席、杂务之类的事都归他管）。在那些忙得一身脏脏的人群中，一个干净清秀儒雅，手中拿着毛笔的男人准是令我骄傲的父亲。

不知何故，在我读三年级的某一天，我突然成了大门里十几个差不多大小的伙伴中唯一继续上学的女孩。

更不知何故，我突然地成为我们大门里甚至我们村子里小有名气的孩子，是大家口中的那个——字写得好书读得好又懂事乖巧的女孩。

同伴并没有因此疏远我，她们照样和我上山砍柴摘茶叶，下地采猪草采兔子草；照样我躲迷藏、踢毽子、跳牛皮筋和田字格。单纯的友情没有因为我们的上学和没上学而有一丝的裂缝。

我家搬离老屋，是我读初一那年。那时大约十二岁吧。原因很简单——父亲单位分了房。搬家的时候，我没有哭，同伴也没哭，因为还在一个村子里。年幼的我，并不知道这样的告别有可能成为一种永远的别离。

随着上学年级的渐升，课业有了一些说不清的负担，找同伴的时间就在日子里渐渐减少了，慢慢慢慢，那些曾经牵着我的手过独木桥的姐姐出嫁了，那些曾经带着我爬树偷摘人家的金桔子和桔子的哥哥娶了嫂子。与我一般大小的男孩女孩，几乎都成了家里的主劳力，再也没有闲暇的时间与我嬉闹。于是我到老屋去的时间也随着年岁的增加逐年减少了。

但是，没有人忘记过我。曾经，只要我从老屋门前的路上经过，远远的就能听到他们亲热的招呼，有时我忍不住停下匆忙的脚步。于是，在老屋门口，婶子叔叔们亲热地拉着我的手，满脸笑容上上下下地将我细细打量，就好似在打量他们出嫁后久久望归的女儿。

如今，大家都盖了新房，老屋成了一架空屋子，再无人居住。倒是我，常常走上那条长长台阶，来老屋寻找一些铭记在心的往事。

心绪烦乱的我重回老屋，总能寻到一些我需要的东西。总觉得，老屋的每一道门槛上都洒着暖人的阳光；每一块壁板上都刻着原始的宁静，每一块方砖里都写着古老的单纯；每一级阶梯上都砌着纯朴……

老屋，是一本书，一本让我时时刻刻想品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