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青年英模高君宇革命与爱情的故事‖高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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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英模高君宇

革命与爱情的故事

高家协

青年英模

中共建党前一年，他组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当选第一任书记。五四时期，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唤起了一代年轻人走出封建思想束缚，由追求科学、民主进而追求革命。此时有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作为李大钊、陈独秀的学生，紧紧跟随着这一时代，并成为代表当时最先进思想的青年英模。

他，就是高君宇。

高君宇（1896—1925）

高君宇，谱载其先祖高光业，原籍陕西米脂东沟人，明朝末年迁山西静乐。高君宇系高光业第11世孙，生于1896年。其父高配天，祖名高九重，曾祖高步山，高祖高昞乾。高君宇原名高尚德，字锡三，号君宇。高君宇有兄弟四人，英年早逝后，由其侄子承嗣。

讲起他参加革命的故事，得从1912年开始。

这年，他考入山西省第一中学，因才华出众，以“十八学士登瀛州”而享誉省城。少年高君宇对社会政治问题非常关心，订购了《晨报》《申报》《康梁文钞》等进步书刊，接受进步思想。

1915年，他参加了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捐款翻印“二十一条”全文广为散发，组织游行和街头演讲，声援蔡锷等人护国反袁斗争。

1916年，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在那里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教育。十月革命后，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同学，经常聚集在李大钊那里，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和道路。在当时进步思想的发源地北京，高君宇受到激进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

1918年5月，他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活动，成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公开的游行请愿活动。

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游行时，高君宇是组织和参加的骨干之一。作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的高君宇，和许德珩等十几个学生冲进赵家楼，痛打签订卖国条约的官员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曹宅。演出了五四运动壮丽的一幕。当运动遭到反动军阀镇压时，他置生命危险于不顾，毅然担任了北京大学驻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领导爱国学生继续斗争。为进一步唤醒民众，高君宇加入了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很快成为该团的主要骨干和领导成员，并先在城市组织讲演，后又组织力量深入基层农村、工厂讲演。

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高君宇和邓中夏等北大19名学生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一年多后，该会在北大成为公开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他还和其他会员一起自筹资金，筹办了一个附属该会的图书馆——“亢慕尼斋”。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高君宇十分注意工人运动。他经常深入到工人中间进行调查、讲演，启发工人的觉悟。他和邓中夏以长辛店为据点开展活动，在京汉铁路沿线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和职工联合会组织，领导北方早期的工人运动。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高君宇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受小组的委托加紧筹建青年团组织，经一个月的努力，组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选为第一任书记。不久，高君宇又被派到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经他耐心细致工作，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5月1日成立。为了使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高君宇和贺昌、王振翼等改组了《平民周报》编辑部，改组后的《平民周报》在宣传马列主义，引导青年进行革命斗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2年1月，高君宇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1922年5月，高君宇到广州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委员。1922年7月，高君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9月，根据党的西湖特别会议的决议，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正式出版，高君宇任该刊编辑兼记者，以后还担任了北方区党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的编辑。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高君宇等受党的委派，领导长辛店工人同反动军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23年2月7日，直系军阀对工人进行野蛮的大屠杀，高君宇镇定机警毫不畏缩，仍然四处奔走处理惨案的善后工作。他怀着对军阀的无比愤慨，不仅撰写了抨击军阀统治的文章，而且和罗章龙编写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由他作了题为《工人需要一个政党》的后序，号召工人在党领导下继续同军阀进行斗争。

1923年6月，高君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关于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高君宇担任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从此，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不久，高君宇受北京党组织指派，到山西筹建党组织和筹划山西地区国共合作等事宜。后来，高君宇受党的委托，担任孙中山秘书。当帝国主义支持反动商团发动叛乱时，高君宇率领工团军英勇奋战。在巷战激烈之际，他乘的指挥车被子弹击穿，高君宇负伤后，不顾个人安危，裹伤再战，直至胜利。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的统治，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高君宇随同孙中山抵京。高君宇本来就有肺病，经常咯血，在广州的紧张战斗生活，使他的身体更加孱弱。随孙中山北上，一路劳顿，病情愈加沉重。他在北京住医院后，仍一心想着党的事业。病情稍有好转，他一再要求出院，出院后，便投入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紧张筹备工作。

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他是代表之一。就在这时，他突患急性阑尾炎，经抢救无效，于3月5日病逝，年仅29岁，葬北京陶然亭。

凄美爱情

讲起其凄美爱情故事，要从如今的北京陶然亭公园内，有高君宇和恋人石评梅之墓说起。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间，从清末到民初就是仁人志士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高君宇和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曾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中国革命前途，同时也和石评梅经常在此漫步，述说着两枚象牙戒指引发的动人情话。

石评梅（1902—1928）

石评梅，1902年生，山西平定人，五四时期著名的青年女作家，著有《涛语》《祷告》《偶然草》等书。他们在北京的山西同乡会上相识，共同的进步追求和兴趣，使二人相互吸引。

1922年春，在北京山西会馆的一次聚会上，高君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女作家石评梅。石评梅很有才华，经常写文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妇女解放运动，被人们誉为“女界杰出之秀”。但她又多愁善感，作品中总是充满着忧伤、低沉的情调。此时，已走上革命道路的高君宇经常在思想上开导、帮助她摆脱小资产阶级情调，向她讲解革命理论，指出当代青年苦闷的根源在于社会，要解除苦闷就要改造这个社会。高君宇经常送一些革命刊物给石评梅读，还带她去参加一些群众集会和讲演会。由于高君宇的言传身教，石评梅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她开始同情革命。她曾在一篇散文中这样追忆高君宇对她的帮助：“往日，我怕恶魔的眼睛凶，白牙如利刃；我总是藏伏在你的腋下趔趄不敢进，你一手持宝剑，一手扶着荆棘的途径，投奔那如花的前程。”高君宇有炽热的感情，但他始终把社会的使命放在首位，他在一封信中对石评梅说：“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石评梅理解并支持高君宇的革命行动，多次帮助高君宇摆脱险境。

高君宇家中曾有过包办的不幸婚姻，在心灵受过创伤后对石评梅有火一般的恋情。石评梅虽也爱对方，却因初恋失败抱定独身主义的宗旨而固守着“冰雪友谊”的藩篱。高君宇内心十分痛苦，但仍以尊重的态度对石评梅写道：“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为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高君宇特意从广州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评梅作为生日留念，另一枚戴在自己手上。石评梅戴上了这枚特殊意义的象牙戒指，“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

高君宇患病动手术后第二天突然去世，这对石评梅犹如青天霹雳，后悔当初没有接受他的求爱。她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题写了他生前最喜欢的海涅那几句励志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并作《墓畔哀歌》表达刻骨的思念之情：“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1928年9月，年仅26岁的才女石评梅因悲伤过度，在泣血哀吟中走完短短的一生，巧的是她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人们也把她葬于陶然亭内的高君宇墓旁，“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

高君宇与石评梅的热恋中，也促进了同时代周恩来、邓颖超的天作之合。有一次，高君宇在返京探望石评梅途中，特意在天津看望了邓颖超，并把周恩来的求爱信亲手转给了她，促成了一对革命伴侣。邓颖超曾说：“我和恩来对君宇和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对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高君宇为人热情，好交友，与同时代的革命家有着很深的友谊，是他促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结合。周总理和邓大姐对这段情一直念念不忘，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曾几度到陶然亭的墓前凭吊。

1965年6月，周总理在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特别强调要保存“高石之墓”，他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今天，这里已成为北京市青少年思想教育基地。在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墓旁，立有他们的雕像，再现了这对忠贞恋人的英姿。